新闻动态

标准的起草、审查专家团队同样至关重要。中华中医药学会成立中医临床诊疗指南专家总指导组、中医治未病标准专家指导组等，负责相关标准制修订工作的技术指导、项目执行督导及制定标准制修订技术实施方案。学会对标准申请制定人也进行了严格要求，包括其职称、行业影响力、权威性、研究基础和标准化工作经验等。此外，中华中医药学会还成立了标准化专家库，负责标准立项发布审查和起草咨询等工作，为标准的质量再加一层保险。

2015年至今，中华中医药学会共发布团体标准1126项，涵盖中医临床内外妇儿等各科诊疗指南、中医治未病、中医证候诊断、道地药材、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中医药科研方法等多个方向，为推进中医药标准化建设，加快中医药标准化进程贡献力量。

“10月初，国家标准委发布了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GB/T 15657-2021）、中医药学主题词表编制规则（GB/T 40670-2021）2项国家标准和6项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苏祥飞说，后续还将有一批中医药国家标准发布，包括中医四诊操作规范等。

“下一步，我们还将在完善中医药标准体系建设、强化标准制修订质量、提高标准化人才水平、促进标准推广应用等方面下功夫，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标准化发展。”王国辰说。

#  增加中医药标准的有效供给  #

“我们在做标准化工作之前，必须明确一个理念，标准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接受采访时，王国辰反复强调，不能为了做标准而去做标准，要让中医药标准服务中医药事业发展，服务健康中国建设，这是中华中医药学会开展标准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临床问题的梳理是临床诊疗指南制定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长江学者、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主任刘建平参与了多项中医药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在他看来，方法学对保证指南制定过程的科学性和透明性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卫生组织（WHO）、英国国家卫生与保健卓越研究所（NICE）、美国国家医学院（NAM）等机构对指南制定流程进行了规范，提供了方法学指引。上述机构都强调要明确指南制定的必要性，对临床问题进行梳理，依此有针对性地开展制定工作。“反过来通过做指南，也能发现我们在一些问题上的证据和研究不足，倒逼中医药科研的发展。”刘建平说。

“基层医生是非常需要标准化诊疗指导的群体。通过指南，他们能快速掌握疾病诊治的‘大经大法’，最大限度保障基本诊疗思路不会出错，这是临床诊疗指南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所在。我们做的脑卒中中医临床指南就非常受基层医生的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脑病研究院院长高颖表示。此外，中华中医药学会还组织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等专家制定了《常见病中医脾胃临床诊疗指南（基层医生版）》和《常见病中医脾胃临床诊疗指南（患者科普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