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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AED是个傻瓜型的机器，但是面对突然停止心跳的危重患者，即使AED唾手可取，又有多少人敢用这个设备对病人实施电击急救呢？这也是AED应用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平时对AED无宣传、对民众基本无培训的情况下。而我国2011年至2015年，红十字会系统应急救护培训普及率仅有1.5%左右，参加过AED使用培训的人更少。

郭建阳指出，法律上没有一个明确的保障条款，如果施救成功，那么皆大欢喜都没有问题，如果一旦救护失败，被救的人员死亡或者是其他不好的结果，施救者都会担心会被追究法律责任，这是很大的瓶颈。

这个瓶颈的确困扰了很多人。有些公众场所虽然配置了AED，但是一说到用，大家仍心有疑虑。

北京市西城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王志东说：“有的人觉得我们培训的对象毕竟是没有医学基础的社会大众，这些人群培训了以后，一旦发生医患纠纷和矛盾如何处理？现在专业人士和患者之间都有一些医患纠纷和矛盾，这是社会的一种现实。”

种种疑虑，容易理解。因为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不保护使用AED救治猝死者的行为，而这也是AED在国内配置少、应用少的第三个重要原因。

到底该不该见义勇为、紧急施救，2017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民法总则》中一项被称为“好人法”的条款，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们的疑虑。《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它将于2017年10月1日生效。

“好人法”为紧急施救的人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AED只能医务人员使用的紧箍咒如果不解除的话，面向公众使用的AED要想广泛推广，依然面临法律的风险。为了让面临猝死威胁的人有更多生还的机会，社会还需要做很多。

胡大一认为：“法律是一个重要保障，但我觉得还需要，社会应该更多包容宽容这些，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一个敢站出来，来救助患者的人；要宽容失败，不可能都成功。我们要增多配置、加强培训，我觉得从立法到社会宽容，要形成系统社会环境，才会让更多生命得到救治的机会。”

心源性猝死的急救，是一场和死神赛跑的战斗，分秒必争。但是AED作为有效的急救工具，却成了尴尬的存在。目前中国在应急救护方面，面临的尴尬是：比起“不会救”，更大的问题在于“不敢救”。记者调查发现：一是配置AED的城市和公共场所不多，二是即使配置了，也存在没人敢用的尴尬。要想推广AED，不仅仅是配置AED设备的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配套的公众培训，让更多的人“会用”。而“敢用”的问题，则需要政府推动，扫清法律障碍，让见义勇为的急救不再尴尬。